促进绿色发展和消费需要系统性激励机制

【财新网】（专栏作家 徐林）中国在推进绿色消费和绿色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紧迫性，这是由中国是一个有着近14亿人的人口大国，且94%左右的人口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44%左右的国土面积，资源环境自然禀赋条件不好，可持续发展挑战巨大的现实国情决定的。我们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比美国人口多10亿人，每天多10亿人排放各类污染物，随着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家都希望拥有美国人拥有的生态环境品质，这意味着中国人需要有更多的自我克制和更高的觉悟，通过有节制的消费和更绿色的消费、更清洁的生产和更绿色的品行，才有可能改善我们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实现对全球做出的减排承诺，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正因为如此，中国有着日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规划和执法，还有严格的对官员们的考核检查制度，官员的“乌纱帽”甚至也会与此挂钩。我们提出了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等概念，并上升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的哲学高度，这在世界上别的国家并不多见。我们的空气质量有待大幅度改善，地表水污染状况需要尽快得到逆转，耕地重金属污染需要加快治理，虽然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缺乏系统并足够有力的激励机制。因此，构建促进绿色消费、生产和发展的系统性激励机制，应该作为未来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的重点，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权激励制度。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原因，我国的很多生态空间大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人们在公有的生态空间上活动，极有可能陷入所谓“公地悲剧”的后果，导致生态质量的下降。过去一些地方为了促进已破坏生态空间的重建和改良，实施了将被改造生态空间的产权和开发权出让制度，以此激励私人投资者投入资金进行生态重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由于有土地开发出让权作为激励，私人投资者会更加重视生态质量的改善，因为生态品质越好，土地开发的价值就越高，越有利可图。这一产权激励机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使大量受保护的生态空间的市场价值可以通过有限开发和保护承诺的结合得到体现，改变生态保护空间地区过于被动的依赖转移支付补偿的局面，使生态保护、生态价值实现和被保护地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并相互促进。

　　二是价格调节机制。中国人均水资源、耕地资源和能源等资源拥有量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但人均消费量还在不断提升。以能源为例，BP和中国工程院的报告预测，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会在4吨标准煤左右达到峰值，但我经过国别比较后发现，美国人均能源消费为11吨标煤，俄罗斯为13吨标煤，日本和德国为6吨标煤左右，我国目前接近3吨标煤，考虑到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后消费行为的趋同性，我国今后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平是极其可能的，日本和德国是全世界能效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我国必须花大力气节能才能可能达到日本德国的水平，否则很可能超过日本德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如何更好地促进人们节能，个人觉悟、节能产品推广、节能建筑等都是途径和出路，但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是价格。过去已经实行的城市阶梯电价是有效的，但激励强度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使边际价格对边际消费增量有足够的控制力。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取消一些领域依然存在的能源价格补贴制度。阶梯水价制度同样需要加大力度，水价还必须全面覆盖工程造价和外部性成本。很多地方实行的工业建设用地零地价制度，导致很多工厂过度占用建设用地，造成耕地和生态空间的过度占用，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应该尽可能取消。好的价格机制可以发挥市场对促进绿色消费和绿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税收激励制度。对奢侈性消费和排放行为征税是很多国家都实行的做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激励约束作用不够全面、缺乏力度。在正向激励方面，税收政策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兑取企业用于清洁生产改造的投资行为，可以实施所得税抵扣政策。很多地方政府迫于环保监督考核的压力，关停了很多污染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这一简单的“一刀切”做法带来了影响经济和就业的不利影响，也冲击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承诺。如果通过税收激励和过渡期安排，激励企业进行设备改造或替换实现清洁生产，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好制度安排。好的税收激励机制，在促进绿色消费和生态建设方面同样是有效的，也值得探索并实施。

　　四是绿色金融服务。对绿色消费和生产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绿色金融服务，毫无疑问可以促进绿色发展。中国较早就开展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由于绿色生产行为可能会承担较高的成本甚至风险，这需要绿色金融服务保持相对低廉的价格，由于金融资源的配置具有竞争性，有时需要政府通过税收激励甚至必要的利息补贴来支持。中美绿色基金是经国务院核准同意，专门从事绿色投资的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把绿色投资作为我们的主业，希望通过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承担着促进中美在绿色技术、绿色金融领域民间交流的特殊使命，以拓展中美两个大国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短短两年的实践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绿色投资和投后管理方面有所作为，在为被投企业创造绿色价值同时，也为出资人创造有吸引力的回报。但我们也意识到，中国政府在营造更好的绿色金融服务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激励机制，改善绿色投资机构募资环境方面，还可以更有作为，这样会有利于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服务于绿色生产和消费，促进绿色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绿色低碳金融机构和绿色金融产品交易机构，构建更加全面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和机构体系。

　　五是权益交易机制。为了实施更加严格的排放控制机制和资源节约利用机制，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碳排放量、能源消费、水资源消费实行总量或额度控制制度或许是一个可能的选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排放权、使用权等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进行交易，这样可以使资源节约行为得到市场价值体现和奖励，可以更好发挥市场对权益的配置作用，提高权益配置的市场效率。目前中国的相关权益交易制度正处在起步阶段，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缺乏总量约束和额度分配制度的基础性支撑，需要有重点地加以推进。

　　六是绿色诚信机制。已经享受绿色金融服务的企业违背绿色行为准则，接受绿色金融补贴的金融机构违背绿色金融服务准则，都属于绿色违约行为。在节能服务领域，也普遍存在接受第三方节能服务的企业不按约定与签约第三方节能服务机构分享节能收益的违约行为，从而影响节能服务机构的正常经营。对这类绿色违约行为，应该纳入失信行为记录档案，并接受必要的失信惩戒。

　　七是绿色公益激励。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行为需要培育全社会的绿色意识，需要大量的绿色公益机构参与。中美绿色基金投资管理公司会将股东分红的一部分投入到我们专门设立的一个环保公益组织，专门用于支持环保公益活动，包括对少年儿童的环保教育、环保意识宣传等公益活动。政府应该在更大范围鼓励这类环保公益组织的设立和活动，并将许多过去政府包办的环保公益活动外包给环保公益组织来实施。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和个人捐款用于环保公益组织开展活动的资助，应该实施相应额度的所得税抵扣政策。

　　总之，任何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的好理念、战略、规划、政策和目标的实施，都需要好的系统性的激励机制来配合。有好的实施机制保障，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没有好的实施机制，任何好的规划和政策都会沦为口号。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任重道远且十分紧迫，构建促进绿色发展的系统性激励机制不是一件小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值得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采取措施。

　　作者为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理事长，此文为作者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8年会绿色消费与绿色转型主题论坛的发言。